揭秘中共党内的“红色牧师”：被宋庆龄称赞益国匪浅(2)

     密使胜利从延安归去复命

    在瓦窑堡，他们受到李维汉、袁国平、吴亮平等人的欢迎。
 

    当时，毛泽东与彭德怀等正率红军渡过黄河东征，驻扎在山西石楼。董健吾将宋庆龄的密信和张学良的信亲手交给秦邦宪，要求转呈毛泽东，并详细汇报了张学良的情况，转达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意愿。他和张子华一起汇报说：他们此行的主要策划者是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人，实际负责的是CC系的曾养甫及其背后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他们还介绍了南京国民党内部分化的情况。
 

    秦邦宪等对董健吾的汇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时地向他提出各种有关问题。汇报结束后，秦邦宪陪同董健吾前往由关帝庙改造而成的招待所下榻。
 

    当天，秦邦宪即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等，报告了董健吾之行，并介绍董健吾的党内身份云：董系“上海特科队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十余人。”
 

    3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电邀周恩来、秦邦宪与董健吾、张子华等人，同去山西石楼，共同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张子华应邀去了山西，但董健吾考虑到离沪已有数十天之久，怕宋子文等心焦疑虑，希望尽快回沪复命。3月4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彭德怀联名来电。电文云：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回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和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国民党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为日后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秦邦宪将电报交给董健吾，要他确保安全，迅速送达，并请向宋庆龄代致敬意。行前，林伯渠拿出3块江西铸造的刻有斧头镰刀的银币和一套苏区的布币，请董健吾转交宋庆龄。送给董健吾的，则是80余册《奋斗》月刊。
 

    3月5日，秦邦宪等将董健吾送至城外，握手作别。董健吾仍按原路，由骑兵护送至肤施，再搭原机飞回西安。
 

    次日，张学良设家宴为董健吾洗尘。董健吾向他转达了秦邦宪、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的问候，又向他深致座机接送的谢意。第三天，董健吾就乘火车东返，回沪复命。
 

    3月中旬，董健吾回沪当天就前往宋庆龄府邸。此时，宋子文、孔祥熙等都已在宋府等候消息。宋庆龄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复信。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写了一封信，信中道：“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系中之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派并与我处直接联系”，对通过董健吾这条线达成与宋孔欧美派的联络寄予厚望。
 

    在国民党看来，张子华等都是共产党的联络员，只有董健吾是代表国民党的。所以国民党提出的各种文件，仍交由董健吾转给中共中央。中共的文件也通过他转给国民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实现，董健吾是功不可没的。
 

    人物简介

    董健吾（1891—1970），上海市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圣彼得教堂牧师，后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1930年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后通过张学良的帮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受宋庆龄之托，护送斯诺、马海德去延安。被称为“红色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