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公安系统的第一冤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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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折磨凄然而逝
两陈被押解北京后不久，中共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分局、省、市三级干部会议，由公安部部长作了“关于陈泊、陈坤所犯严重错误”的报告。报告中指控两陈系“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这让会场上所有人震骇不已，目瞪口呆，心惊肉跳。一年来曾被上级称赞为在广州公安战线做出卓越贡献的陈泊、陈坤，竟然是坏人！尽管不少人心存疑惑，但话自公安部长口出，又能有什么异议？随后，根据上级的布置，广州全市公安战线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要求所有的干警“站稳立场成清界限”，人人揭发，个个表态。而在省公安厅内部，加紧了对上千名与“两陈案“相关人员的审理，一些被认为与两陈有直接关系的重要“犯人”，遭到不分昼夜地轮番审讯。这个任务犹如铁板一样：一定要挖出隐藏在广州市公安局内部的“中统特务集团”。
建国初期的公安战线，干部大多是农家子弟或解放军军人，缺少文化，没有经验，更谈不上有法律意识，有的只是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保卫革命政权的热情和战斗精神。几乎所有人都只会按照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逻辑思维，以军令如山倒的精神状态去处理问题。既然上级揪出了陈泊这个“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肯定是不会错的。看到犯人拒不交代，审讯人员心头愤怒，就拿出对付敌人的手段以刑逼供，迫使这些“犯人”交代罪行，对两陈作出指证。在这些“犯人”中，有两人尤为要紧——梁侠、程长清。他们多次受到车轮战式的审讯，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梁侠的一条腿都被打断了。这个曾在香港我方情报机构担任秘密特情的广东汉子，终于熬不过酷刑，含泪画押承认自己是“中统特务”，是受国民党指派打入广州市公安局的“特务头目”。程长清及另外一些人的情形也与梁侠大致相似。就这样，省公安厅两个多月下来“累累战果”，打出了一个“中统特务集团”，上报到公安部。1951年8月，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广东省公安厅从700多名人犯中挑出224名为陈泊、陈坤任用过的情报人员，包括历史复杂、有过劣迹的“要犯”，作为“中统特务集团成员”，集体解押北京，由公安部直接审理。
人证俱在，确凿无疑，一个隐藏在公安战线的庞大而骇人听闻的“中统特务集团”宣告破获。
1951年4月底的一天深夜，被软禁在北京的陈泊与陈坤，尚在睡梦之中，突有一个班的荷枪实弹的军人闯入，将他们戴上手铐押走，投入了公安部的监狱。
轰动一时的“两陈案”从1951年1月24日起，一拖就是两年多，迟迟不能结案。两年之后，加在两陈头上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的罪名不见了，变换成“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1953年5月，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对已在1952年10月，因精神折磨加上病后得不到医治而含冤去世的陈坤，也以“包庇反革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突如其来的巨大的政治厄运，使得陈泊痛苦得几乎疯了。他不知道多少次在监狱中挥动着被镣铐锁住的双手，发出“何罪之有”“冤枉啊”的呐喊，不知道多少次向审讯人员万分激动地诉说自己的冤屈，他的嗓子嘶哑了，牙关咬得出血。然而，他的申辩和表白始终无人理睬。
1961年，在冤狱大墙阴影下苦熬了10年的陈泊，被释放出狱。他来到妻子吕璜工作的全国妇联，一打听，吕璜去山东出差，一周后才能回家。经门卫指点，他匆匆来到红旗中学找到儿子陈修力，父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
然而，命运的神光只出现了短暂的瞬间。仅仅两天之后，一大早，刚回到家的陈泊尚未起床，几名武装公安破门而入，收缴了陈泊的释放证，然后不容分说将他带上警车，直接押送到北京站开往武汉的火车上。任陈泊一路上愤怒至极地吼叫，公安毫无表情，不予理睬。陈泊真是悲愤欲绝，痛感多舛的命运竟没能让他看到与自己血肉相连、患难与共的妻子！到武汉后，湖北省公安厅已有警车在站台等候，水米未沾牙的陈泊被押往数百里外的荆门沙洋劳改农场……
陈泊的政治罹难，不可避免地累及到了吕璜。从1951年7月起，已经调入全国妇联的吕璜，就在党内定为“控制使用”。虽说陈泊关押在北京，但不知囚于何处，夫妻二人近在咫尺，不能相见。半年过去，在吕璜一再向公安部有关部门据理力争后，直到陈坤死后，她才被允许探监。每一次探望，吕璜都是强忍愤悲，竭力做出轻松的样子，只讲好的情况，鼓励丈夫好好地活下去。
吕璜怀着利箭穿心般的痛苦，就陈泊的无端蒙冤，向上级提出申诉。不久，在全国妇联秘书长曾宪植大姐的热心帮助下，她将一份7000字的申诉材料，递交到了邓颖超手上。两天后，邓颖超把吕璜请到中南海西花厅，亲自给她倒茶，两人亲切交谈。邓颖超同情地说：“你的材料我已看了，怎么会搞成这么严重？”吕璜泪水盈眶，强忍悲愤扼要地补充了陈泊的相关情况。邓颖超听得认真仔细，末了点着头说：“这个案件看来很有情况，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一下。”
吕璜怀着无比的感激与巨大期望，与邓颖超握手洒泪而别。邓颖超果非虚言，不久，她将陈泊、陈坤蒙冤的情况向周恩来讲了，周恩来心情有些沉重地表示：适当的时候过问这件事。
周恩来的确过问了两陈的案件，不但从公安部调阅了相关的案件材料，还在电话中与公安部长作了交谈。
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的关注过问根本无济于事。那位公安部长放下电话后大为震怒，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受到严厉指斥，再也不准吕璜探监了。从此，吕璜再也不知道丈夫在狱中苦挨时日的情况。
远在湖北荆门沙洋劳改农场的陈泊，与其他偷盗、强奸、抢劫等刑事犯罪分子，在繁重的劳动和低劣生活条件中苦度时日，受尽折磨。他曾得到了正直善良的农场砖瓦厂厂长黄志凯的关照，但黄不久就被人告发到军管会，结果是直接连累了这个极具正义感的工农干部。陈泊又被秘密押送到另一个远离公路的劳改分场，吃住、劳动与其他劳改犯人一样。此时陈泊已近花甲。1972年2月，一身是病的陈泊，在昏迷不醒的情况下凄然长逝，时年63岁。
一个昔日英姿勃发、豪气冲天，为革命披肝沥胆竭尽智慧的谍报高手、闻名延安的“红色福尔摩斯”，就这样含冤撒手人寰。陈泊16岁起投身革命，在其后47年的人生当中，竟然在敌人和自己人的监狱里度过了24个春秋。陈泊去世之时，吕璜正在“五七”干校牛鬼蛇神的队伍里受劳动和思想改造的煎熬。
撩开冤情的厚幕
撩开这个公安系统第一大冤案的厚重历史帷幕，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陈泊蒙冤的深层缘由，并不是很复杂，但有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环环相扣的因素，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因极左思想的影响，陈泊被人的诬告，而上级领导又轻信了这几人的谗言，以战争年代说一不二、军令如山的军事化作风处理此案，终使陈泊冤沉苦海，抱恨辞世。
抗战期间，陈泊从新加坡辗转广东、上海来到延安后，侦破过几个大的案件，知名度非常之高，被毛泽东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但“阶级警惕性”一向很高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却无端地怀疑陈泊的伤臂是“王佐断臂”，并下令撤了陈泊的延安边区保卫处保卫部长一职。
由于陈的“断手之因”无法查清，此事不了了之。康生的怀疑，在陈泊蒙冤这件事情中，是否起过什么作用，因至今尚无实据，不可妄说。
然而，因为工作上的分歧产生个人矛盾，致使关系恶化，以整倒对方而后快的情形是有的。陈泊在东北任松江省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期间，就因为侦查方针等问题上，与东北局社会部主要负责人发生过争执。这本来属于业务范围内的不同意见，应当允许民主讨论。但当时的干部多是行伍出身，炮筒子脾气，争论起来唇枪舌剑，脸红脖子粗，同时以服从上级命令为天职，于是发生一边倒的倾向。陈泊被扣上了十几顶政治帽子，什么“狭隘经验论”、“单纯技术观点”、“神秘主义”等。
性情正直而傲然的陈泊认为自己有理，没有屈就，反而针锋相对予以反驳，这就为他日后的蒙冤种下了祸根。当时与陈泊发生争执的人在建国后成为公安部负责人之一，有关陈泊的流言蜚语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
另一个致使陈泊蒙冤的是谭某某。这位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在延安曾与陈泊同事于保安处，由于工作上意见分歧，发生过多次争吵，关系不甚融洽。陈泊在广东担任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3个多月后，公安部忽然调谭某来到广东，接替陈泊的职务，陈泊降为第一副厅长、第一副局长。当时华南分局以至陈泊本人都认为这是中央为加强广东治安工作而采取的措施，谁都没有在意。谭某到任后不久，在向市公安局干部讲话中，对市公安工作予以全盘否定，指责陈泊等人依靠三教九教、阶级异己分子、乌龟王八蛋来侦查破案，是混淆阶级界限，敌我不分，是路线错误。谭还抓住市公安局下属部门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大做文章，夸大上纲。1951年1月24日，公安部长亲抵广州宣布拘禁两陈的那天晚上，是谭某当着公安部长和叶剑英的面，用手指着陈泊进行揭发，内容是陈泊、陈坤“如何背着党相信敌特，包庇、重用敌特”，“重用中统特务梁侠，私自给予秘密的外勤处长职务，在梁的领导下，已发展特务二三百名，操纵了市公安局，使人民的专政机关变了质”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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