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为何提前释放了日本战犯(图)(3)

　　一直到1945年5月1日，47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宣言》，正式对德、意、日宣战。这就表示，除去轴心国以及其仆从国之外，在当时的世界上，70%的主权国家都参加了反侵略战争。正是由于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民都参加了战争，最终才能战胜法西斯势力，所以说东京审判也是反法西斯的审判。这是一次世界人民为了维护和平、为了惩治战争狂人而发动的审判，它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在战争结束之后，审判战俘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是不可否认的。东京审判上使用的法理和准则，都是经过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它的过程也是根据国际法、国际惯例进行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是由11个国家的法官代表组成，可是它所代表的是所有受害国的立场，是除了轴心国家之外的，全世界多数人民进行的一场审判。在法庭的宪章中，还规定了公平审判的法律原则和具体程序，每位被告都有充分的申辩权利。在法庭上，共受理了4336件证据，共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有779人的书面作证，经历了长达2年零7个月、818次开庭。在严肃、认真地审理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列举了一些详细的判罪理由，最后才做出判决，判决书共1213页。所以，这次审判的正义性、合法性和权威性，都是不容置疑的。

　　在东京审判之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和日本签订了《旧金山条约》，1952年开始生效。这项和约的第11条中明文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其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并将执行各该法庭所科予现被监禁于日本境内之日本国民之处刑。对此等人犯赦免、减刑与假释之权，除由每一案件科刑之一政府或数个政府之决定并由日本建议之外，不得行使。如该项人犯系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判决，该项权利除由参加该法庭之多数政府之决定并由日本之建议外，不得行使。”

　　日本签署了这个条约，就表示它已经向其他的缔约国家，承认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并且也接受了这个结局，而且还要承担他们的国际义务。因为在国际公法和日本宪法中，都有着明确的规定：“缔约国须忠实履行其缔结的国际条约，而且国际法庭审判本身，对当事国也具有约束力。”

　　东京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日本战犯最重要的一次审判。正是因为日本接受了这次东京审判，否定了战前的军国主义，日本在战后才走上了和平的轨道，才有如今的发展。事实证明，东京审判对制止战争、促进和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然，东京审判也有其不彻底的一面。日本的天皇制度是世袭的，1889年公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规定：天皇“作为国家之首，总揽统治权”。天皇在战前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同时，天皇还号称自己是创造日本国家之神的万世一系的子孙，是神权的化身。

　　如果没有天皇这种最高力量的命令和统帅，那日本也就不会发动那样的一场战争。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宣布终战诏书，裕仁天皇推动指导了一连串的侵略战争。可以说裕仁天皇是日本最大的战犯，也是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不仅中国和亚洲国家强烈要求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就连国际舆论甚至日本本国的一些人士，也觉得日本天皇是罪恶战争中的最高责任者。

　　可是，美国掌握着东京审判的大权，而他们考虑到自身政治上的需求，居然没有追究天皇的责任。于是“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就被写入了日本的新宪法中，保留了天皇原有的世袭君主的地位。天皇再次成为了保护各种战犯的后盾，给极右势力的复辟找到了依靠和借口。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假如没有日本垄断财阀的支持，也不能进行侵略战争，因为军事实力是以经济实力作基础的，可是很遗憾，对于这些帮凶们的罪行，东京审判中也没有顾及到。

　　有“国策公司”之称的“满铁”，当时不仅给关东军提供了从事军事政治谋略和夺取经济命脉的力量，而且还全力地充当了关东军的超级后勤部。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东清铁路南满洲支线长春以南路权，之后日本设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表面上这是一家股份公司，实际上是日本的侵华大本营，它的历任总裁都是由日本政府直接任命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的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他们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占领了东三省。假如没有实力雄厚的“满铁”的参与、配合和支持，那关东军是难逞其凶的。

　　“满铁”的首任总裁、外交大臣松冈洋右称：“发动‘满洲事变’是关东军和‘满铁’的共同行动。”“满铁”在1931年时已经拥有了4.4亿的资本、1100公里的铁路、480平方公里的铁路附属地，还有将近4万名职工和50多个关系会社。

　　根据“满铁”统计，1931年9月到1932年的3月之间，“满铁”共编发了军运列车4056次，平均每小时有1列军车编成并投入到运行中。另外，“满铁”还在1年多的时间里，向社外线派遣了军运人员47万多人次，给关东军快速占领东北各地提供了交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