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日军对各地政策不同，导致伪军的组成人员各有差异，在伪满日军颁布了强制征兵规定，满19岁的壮丁，需入伍服役3年，除投降的部分东北军，伪满军队中也有少数抗联叛徒。彭施鲁时为抗联二路军第四军留守处主任，九十多岁高龄的他回忆道：“在困难的时候，情况不断变糟的时候，叛逃是很难避免的。杨靖宇的部队受损失，就是因为有叛变的人，是一个师长，这个师长叫陈斌，他投降日本以后，带着日本人拼命地打我们。”
随着战事的发展，一些国民党正规军，在反共第一、抗战第二的原则下，投降日军。1941年，国民党少将参议林建五曾公开表示：
敌后坚持确实不易，必不得以时，可以考虑投伪问题。
此外，一些与蒋介石不合的“杂牌军”为保存实力，也举起了降日的白旗。
恽前程老人说：“伪军从国民党部队出来，名义上叫曲线救国。原来在国民党中，他们的任务是反对共产党，叛变之后还是反对共产党。因此，同日本人一起，三家集合起来共同对付我们。”
伪军虽然成分复杂，但数量是惊人的。据统计，中国是“二战”期间唯一一个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国军队数量的国家。伪军充分体现了亲敌性，对待百姓和八路军更加残忍。
八路军战士王智民曾亲眼见过，和他共同战斗过的11位同志，被捕后如何被残忍杀害。王智民老人表情痛苦地描述着那一幕惨状：“先把人身上的衣服都扒光了，手臂拉平，用手指头那么粗的大铁钉子，穿透掌心，钉在城墙上；两条腿呢，用铁丝给绑起来，钉在城墙上；两个锁骨，用铁丝穿透了拧成个扣，挂在城墙上；两条大腿的内侧和两腋下，绑上4支大蜡烛，点着，就那么烧，烧得人身上都往下流油，最后这人给活活烧死了。”
据1946年统计，仅鲁西北一地被日伪军杀害者就有47335人，被暗杀者1518人，由于日伪军导致的病残致死者，为319162人。
从1941年开始，日军和伪军针对共产党制定了“清剿”对策，主要在华中地区由伪军来执行。“清乡”行动让当时还是孩子的洪炉，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可怕的中秋节。这一天，伪军来到洪炉所在的村子搞“清乡扫荡”，一种不正常的声音吸引了待在家里的洪炉，他往后门一看，结果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我往后一看，半个村子都是火。”洪炉说。看到村子着火了，他马上喊人救火，这一喊不要紧，把伪军的枪声喊来了。
那一在正好是中秋节，泰兴县一个小村庄的人们没有月圆，家破人亡是那个中秋节留给人们惨剧。
折磨中国人的伪军，老百姓又叫他们“二鬼子”，抗联战士卢连峰所在的部队，曾狠狠地打过“二鬼子”。那一次，抗联部队事先得到了准确的情报，知道伪军要来。卢连峰回忆说：“我们就在那个山上埋伏着，我们在那儿蹲了两天。他们的骑兵一来，我们就开打。”抗联部队一下子冲上去，把伪军第四教导队100多人全部俘虏了。卢连峰说：“其中四五个日本鬼子全部杀掉，其余的中国人，那些伪军。都被扒光衣服放回家去了。
在新四军左勇的印象中，伪军的战斗力不行，他们胆子小，只会趴在地上打仗。左勇说：“尽管我们的装备差，但是和他们一接触、一近战，就把他们消灭了。他们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往上一冲，就把他们的队伍冲散了。他们爱逃跑，好几次打仗我们光追击他们，就把他们的队伍追垮了。”
伪军的战斗力低，除了不是正规军外，还在于日军对伪军处处提防，日军对伪军的枪支、弹药和重武器的保有量有严格的限制，而且每个班都配有日本人，监视伪军的举动。施亚夫回忆说：“日本人把中国人关起来打死，所以伪军对他们也不是绝对相信的，不保险，要防范。”
一个夏日的夜晚，时为暂编五十一师上尉连长的战士易庆明曾经和一个汪伪士兵在战地上说过话。在易庆明的记忆中，这个汪伪士兵还是有点良心的，他回忆说：“这个兵大喊，我是中国人，你别打中国人，别打中国人。我说，你为什么打我们呢？他说，我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不打你们不行，我们只能在打枪的时候，瞄得高一些，不像你们有本领，能瞄得准。我说，你们不知道调军去倒戈一击吗？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加入侵略者的军队？八路军战士任旭东也曾问过被俘伪军同样的问题。他说：“他们不讲民族气节，只讲自己的福利，能吃饭，伪军好歹能挣点钱养家，而八路军没什么军晌，连饭都吃不饱，连衣服都穿不上，生活很艰苦，所以他们宁肯去当伪军，也不愿意当八路军。”
曾经打入敌人内部的恽前程，当时是南通清乡区行动大队副中队长，他通过和伪军相处，找到了另一个原因。他说：“就我们部队来说，当时一些人挂着伪军的牌子，心态很无所谓。这些人害怕离开家，不用离开家，发的钱还多一些，他们觉得很好，被收编了也无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