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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和战抉择(2)

发布: 2014-06-30 09:45  | 来源:未知 | 编辑:4908.com | 查看:

  二、突发奇想:借力消力,以战促和
 

 

  1937年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举国震动。蒋介石迅速分别召见各地重要将领,如阎锡山、韩复榘、白崇禧等商谈抗战事宜。蒋介石明言:“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我之弱点固多,如组织不健全,准备未完全等,以此而作战,危险实大。“然而,为我民族之人格计,苟能振起民族精神,未始不可转危为安,因祸而得福也。”
 

  8月7日,蒋召集国防联席会议,公开鼓动称:“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回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起来,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但是,“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有许多学者说,你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难打胜战……我对这般学者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与会者一致赞同抗战,同意:“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一旦战争打响,“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
 

  蒋介石这时所称许多学者反对战争,指的就是胡适与陶希圣密呈条陈一事。据杨天石先生考证,8月5日,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专函蒋之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提出政府绝不应“轻启大战”,而应不惜一切“做最后之外交努力”,为此应下决心“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所谓“力所不及之失地”,指的就是东北三省。他们建议:一定条件下,如热河全省归还中国,东三省自治独立,人民得以自由选择国籍等条件下,“可以承认东三省脱离中华民国,成为满洲国。”以此为交换,日本应承诺完全撤退其驻屯在中国其他地区,包括冀、察、平、津、济南、青岛、上海、汉口、福建等处的军队及特务机关,并自动放弃其驻兵权、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双方并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显然,深知日本野心的蒋介石,对胡适等人的上述意见很不以为然。对于蒋心高气傲的这种个性,熟悉其心理的中方代表于国防联席会议次日,即直率地告诉日本驻华大使川樾称:蒋公并非无意妥协,“蒋公两度谈话(要点),实只在不丧失领土主权一语,故苟有为蒋公可以接受之条件,中国定愿交涉也。”但如果日本不能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那么,依“蒋公性格……是不屈的”。要知道,“蒋一向以东洋武人典型自命,成败在所不计也”。
 

  8月8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全体官兵打气,要求全军“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两天后,军事委员会进一步批准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组织大纲》。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置“国防最高会议”,规定以该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以蒋介石为主席。不难看出,蒋介石已经在着手做应对华北战争全面爆发的准备了。
 

  根据7日召开的国防联席会议中何应钦部长及刘光副主任所报告的军事部署可知,这时国民政府仍旧把军事重心放在华北方向。经蒋核准,全国第一线约100个师,预备军80个师,“使用于河北者共约五十个师,正源源向沧州、保定、石家庄一带集中。”弹药储备亦在黄河以北囤积2/3,而在江南仅囤积1/3。其已划分的4个战区之兵力分别为:“一、冀鲁等地——六十个师。二、晋绥察——十五个师至廿个师。三、上海、杭州、乍浦——十个师。四、福建、广东等地——十五个师。”然而,8月9日下午,因为在上海虹桥机场发生了个别日本军人和中国机场保安队之间的冲突,双方互有死伤。这一看起来并不很大的事件,却意外地使蒋介石注意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经历。当时,中日两军在淞沪大战,因事关列强在上海的利益,各国驻华使节共同出面干预,结果不过3个月时间,双方各撤一步,达成了停战妥协。蒋显然萌发了想要再度利用上海来刺激列强各国政府神经,促其直接干预的外交设想 根据黄绍竑回忆,蒋介石这时曾明确告诉国民党领导人称:“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结果,对中日两国政府来说均毫无准备的上海之战意外地打响了。
 

  由于华北战火已经燃起,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数度声言抗战,故原本就驻有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上海地区,早已充满了火药味。就在两名日本军人被打死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当晚,负责京沪防务的第九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就呈报蒋介石称,日本海军武官已急电要求东京向上海增兵一个陆军师团及一个舰队。在此之前,张治中已再三提议:一旦敌方决派航空母舰及陆军师团来沪,“可断定敌必发动无疑时”,我应“首先发动”,以主力军向上海输送,以立于主动地位。鉴于此时上海只有日本海军陆战队5000人,各舰上可随时登陆的水兵3000人,蒋介石亦深知如果要在上海动手,就必须抢在日本陆军大队增援到来之前先发制人,以夺得先机。因此,得知日本将要向上海增兵的消息之后,蒋介石很是费了一番斟酌,但最后蒋还是于11日电话密告张治中:“中央决心围攻上海”,命张率所部八十七、八十八师立即进占吴淞及大场、江湾、真茹、闸北一带,构成对沪日军的围攻线,同时令驻蚌埠的五十六师和嘉兴炮二旅开一团分别赶往苏州,并调九十八、三十六师增援,统归张治中指挥。
 

  12日黄昏时分,张治中所率各部基本到位。为保持进攻的突然性,蒋下令“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为要”。同时密调驻汉口之八十九师和驻嘉兴的五十七师一旅,并驻宜兴之炮兵一营,分别续向上海集中,归张治中指挥。根据新的部署方案,张治中担任上海右翼(沪西)防务,第八集团军司令张发奎所部担任上海左翼(沪东)防务。
 

  由相关电报可知,史称所谓八一三事变当日,中日双方多次发生交火事件,但尚未发生激烈冲突。当晚,蒋命令张治中14日拂晓对被围日军发起攻击,同时命令空军出动轰炸,命令海军协助封锁江阴。这一天午后,张治中才根据与蒋介石、何应钦商定的作战计划,正式通报说: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对敌开始攻击”。值得注意的是,14日中国空军轰炸时虽有两弹误落于英法租界内,“各国责难备至,且有干涉我沪战之势”,但蒋介石对此不仅无动于衷,而且颇有庆幸之情。其在日记中不无兴奋地写道:“惟望神圣佑我中华,使我沪战能急胜也。”
 

  淞沪抗战刚一打响,蒋介石就以国民政府名义于14日当晚正式发布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中方决心要在上海方向实施作战。声明详尽解释了中方无法依照1932年上海停战协定规定回避与日军接触之种种不得已,并称:“当此华北战祸蔓延猖獗之际,中国政府以上海为东方重要都会,中、外商业及其他各种利益深当顾及,屡命上海市当局及保安队加意维持,以避免任何不祥事件之发生。乃八月九日傍晚,日军官兵竟图侵入我虹桥军用飞机场,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至发生事故,死中国保安队守卫机场之卫兵一名,日本官兵二名……迨至昨(十三)日以来,日军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区猛烈进攻。此等行动,与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向河北运输大批军队,均为日本实施其传统的侵略政策整个之计划,实显而易见者也……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破坏无余……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
 

  上海战事最初因中国军队兵力上占据优势,一度进展顺利。尽管蒋介石对日本政府17日宣布放弃此前所定对卢案“不扩大方针”,进而对张治中不能迅速围歼数千日军,夺取实地颇为不满,但当得知英、美、法三国政府已提出将上海作为中立区,中日双方军队撤出上海的建议后,仍不免深感庆幸。他当即命令张治中暂停进攻。他乐观地估计:“敌或有退却可能”,并认定“倭军恐慌万分,其国内陆海军意见纷歧,政府内部不能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考虑“英国提议调解,可运用之,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乎?”
 

  然而,8月21日晚,蒋介石得到消息,日本政府已经拒绝英国调停。这一消息传来,又让蒋极为沮丧,“忧心倍增”,他不得不马上找到苏联驻华大使,通知对方中方决定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立即签约,以换取苏联对华提供军事援助物资 蒋介石此前一直在要不要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犹犹豫豫,担心英美不满中苏接近而改变对中国的同情态度。
 

  很显然,蒋介石并不希望扩大战争,甚至也不希望让苏联在中日战争中起太过重要的作用。可惜形势发展已容不得他再存有任何幻想了,他甚至已经不能不暗中求诸上帝了。其在日记中自解道:“存亡盛衰之理,冥冥中上帝自有主宰,吾何忧何惧?”几天后,得知英国大使被日机射成重伤,蒋又马上生出些许希望来,暗中欢喜,称:“此事必于我无损,于倭不利或于全部战局有关”。可是,以英国多年来在亚洲地位之下降和日本对英之不以为然,蒋到底不敢寄太多希望,因“未知英国取何种态度耳”。他唯一能够坚信者仅仅是:“上帝必不负真诚之人也。”
 

  蒋介石是信教之人,祈祷上帝自是情理中事。但祈祷归祈祷,当蒋发现日军增援部队大批抵达,而中方防线相继发生动摇之际,到底还是不能不干脆直截了当地向各国政府发出呼吁了。8月30日,中国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因为顾虑此一条约可能在英美政府面前造成负面影响,蒋主动约见了英国记者,解释此一条约不含任何政治意味。而且,蒋介石再度强调了中国政府对英美作用的高度重视。他为此指出:“国际间对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之战争,有干涉之必要”。再不干涉,不仅对中国不利,而且对国际都有损害。故“此种国际干涉,非完全为中国,实为谋国际整个之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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