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进入中央局内幕：共产国际欣赏(2)

　　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是一个中文名字叫马林的荷兰共产党人，他有过在东方国家工作的经验。在与孙中山讨论之后，他不仅认为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合作才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条件，而且相信这种合作只能采用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这种特殊的方式，才有可能得到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的赞同。他的意见迅速得到了莫斯科的赞同。

       让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进行工作，国共两党谁主谁次，一望即明。这自然要让党内的许多人感到不满。围绕着两党合作的问题，中共党内很快就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投身于实际工作中的一个，他从一开始就属于党内比较务实的一群。在当时的党内争论中，毛泽东显然是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观点的。而这场争论，一直到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前夕，乃至于会议期间，都一直在持续着。从马林记述当时争论内容的笔记看，毛泽东对马林的观点颇多赞同。在发言中，他根据一年多来从事湖南、江西工运工作的切身体会，态度鲜明地指出：目前中国工人一是人数少、力量小，二是斗争的水平低，最高目标不过是谋求改善生活条件，要把工人的斗争迅速引上政治轨道目前还有相当困难。与此相反，目前中国小资产阶级政治上比较活跃，小资产阶级控制的国民党有发展前途，也可能领导目前的运动，因此，他明确主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不仅如此，毛泽东在这时还公开发表文章，帮助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来宣传革命要分步进行的观点。他明确讲：现阶段的革命，应当由国民党来担负起最重要的革命责任。他呼吁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商人团结起来，强调商人越团结，“领袖”国民的力量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话虽这样讲，事实上毛泽东从切身的体会出发，不仅不看好中国的工人运动，而且也并不真的十分看好国民党以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国民党在国内向来没有多少基础，虽有些拥护者，也多是一盘散沙，且无一兵一卒。由于他很看重政权的作用，因此，他对武装实力看得很重，绝不相信像孙中山那样在军阀中间纵横捭阖就能够取得革命的成功。基于无产阶级革命本质是一场世界革命的观念，毛泽东这个时候内心里其实更期望来自俄国的武装援助。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单纯依靠中国自己的努力，要想成就革命十分困难，必须得到俄国的直接帮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要帮助中国开展运动，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
 

　　在当时党内的激烈争论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国焘代表着比较激进的一方，而作为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的毛泽东则代表着比较务实的一方。斗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马林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三大”最终免去了张国焘在中央的职务，提名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毛因此得以进入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中央局。我们今天有些书上说，毛泽东这次之所以能够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是陈独秀对毛泽东“赏识”的结果，注意到我们上面所说的情况，注意到马林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批评当时党内激进派言论的情况，也许说毛泽东当时受到共产国际这位代表的“赏识”才更准确一些。事实上，当时在党内，甚至在来自莫斯科的俄国人中间，有些人确实也是把毛泽东视为“马林的人”二、毛泽东回忆说：那时年轻，“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马林，这位共产国际的早期代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俄国，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甚至我们今天的一些书和文章，每每还在那里历数马林当年“贬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右倾”言行。说毛泽东是马林的人，似乎不是什么值得让人炫耀的事情。即使在当年，这种说法里面其实也暗含着一种批评的意味，因为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当时就认为马林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因而这一次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未必与共产国际的看法有多少关系。
 

　　在中共“三大”之后不久，马林就因为不被共产国际所信任而被召走了。这边马林走了，那边莫斯科又派来一个一心只想推进国共合作的鲍罗廷来做广州国民党的政治顾问，并兼顾广东地区共产党的问题。因此，可以说直到1924年上半年，中共中央的政策都没有发生重要变化，毛泽东也仍旧是中共党内最主张务实的一个。这和他后来在农民问题上的激进立场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
 

　　关于毛泽东当时的务实态度，在前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档案中有明确的记载。从1924年1月鲍罗廷召集的讨论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文件的中共党团会议记录看，当会议讨论到要不要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时，毛泽东很明确地讲：我们的组织还不够强大，影响还到不了群众，恐怕还不适宜马上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提出这样的口号，立即就会遭到官员和商人们的反对，我们必然会失败。可以肯定，目前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还远未到开始为土地而斗争的这一步，这种口号现在吸引不了农民群众。在3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上，作为中央代表的毛泽东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在那里不仅不同意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而且强调应当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以致我们在莫斯科的档案里可以看到当时青年国际代表达林3月30日写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直截了当地断定毛泽东“一定是马林的人”，称毛在全会上关于国民党作用以及农民问题的发言“让人瞠目结舌”。达林说毛居然主张“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认为“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应该加强对官员和乡绅的工作。鉴于这种情况，他“已经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指派新的代表”来指导团的工作
 

　　应当说明的是，这个时候的莫斯科有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斯大林强调，共产国际代表眼下在中国的任务绝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目标，一切要服从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共产国际领导人却相信，共产党必须领导民族运动，以便最终把民族革命引上阶级革命的轨道。当年的马林虽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因为他同时接受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的指派，兼做外交工作，因而其观点难免更符合苏联外交部的方针，与共产国际指导机关的路线不那么一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内部意见分歧，很大程度上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比如，当时主持工人运动的张国焘反对国共合作，就不完全是他更接近工人的结果。“三大”召开时，张国焘之所以敢于公开同马林唱对台戏，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刚刚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回来，知道共产国际不仅不赞成无条件支持国民党，而且毫不含糊地提出了组建强大的群众性政党、实现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权的问题，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可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在主持中共“三大”时还没有收到莫斯科发出的这一政治指示。多少与这种情况有关，导致马林把张国焘排斥在了新的中央领导核心之外，而且继续在那里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重要性。
 

　　陈独秀就中共“三大”的决议给莫斯科的报告，清楚地反映了大会决议与共产国际上述指示精神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陈独秀讲：目前要组织革命力量，必须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共产党的根本发展只有在国民革命成功、阶级分化明显之时才是可能的。显然，毛泽东在很长时间里是按照中共“三大”的上述方针去认识问题的。即使在马林被调离中国之后，因为接替马林到广州去的鲍罗廷同样是斯大林的人，执行苏联外交部的使命，与马林的说法并无太大区别。因此，毛泽东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看法与共产国际有什么不同。他后来曾经谈起过当时自己的心态，那就是，因为在很多问题上既少理论又少经验，故“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而这个时候在毛泽东心目中，革命的最高领袖自然是莫斯科，是它的代表。他哪里知道，莫斯科里面也是各唱各的调呢？结果，那些本来就对马林的观点持不同立场的党内同志，包括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在内，难免会对毛泽东尖锐地表示异议。
 

　　1924年12月底，终于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毛泽东不顾半个月后即将召开中共“四大”，举家迁回湖南老家韶山冲去“休养”！要知道，毛泽东这时不仅是中共中央仅有的九个执行委员之一，而且是中央局唯一负责文书和会议的秘书，甚至还是刚刚组成不久的负责全党组织及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部长，其地位之重要，职责之重大，与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关系之密切，可以说一望即知。他如何会在此关键时刻为了这一未必需要的“休养”而一走了之？迄今为止，只有施拉姆等少数外国学者就此提出过他们的疑问，国内的有关著作对此多半缄口不言，或者只是借用毛泽东当年对斯诺的说法：“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 我在上海生了病。”(见《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