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与国民政府的因应(2)

　　投石问路，探询研判苏联动机

　　15日下午，驻苏大使邵力子往见苏外长莫洛托夫，“询苏日条约第二条是否适用于中日战局”。这是国民政府关心的又一重点，因为如果按条约本身解释，苏联就应对中日战争也保持中立，那就不能继续给予中国以援助，这比满蒙问题更具现实威胁。稍后，邵力子向外交部报告称，苏方表示“该约专为苏联保持和平，与中国无涉。谈判时亦未提及中国，不影响中国抗战”。“其意似谓苏联对华接济将不中止也。”但邵力子也报告称，斯大林亲往车站为松岗送行，“并与之行苏联亲颊礼！”
 

　　4月19日，苏驻华大使潘友新也向蒋介石表示：条约“未有涉及任何中国问题；俄国对华政策始终一贯，毫无改变”。蒋请潘友新转告苏联政府，今后讨论俄、日关系时，“应于事前与我政府开诚磋商，以免造成严重误解。”(《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下，第673-674页)另外，国民政府从外交渠道得来的情报，也获悉苏联并不完全相信日本，还寄望于中国牵制日本的力量，所以苏联签约时“根本没有提到中国”，换言之，条约没有规定苏联停止援助中国抗战。稍后，又从英美等国大使处获知苏日两国没有签订任何秘密条款或作出任何口头承诺。
 

　　4月24日，蒋介石密电各战区将领和各省党部、省政府，对苏日签约各自的动机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指出苏日签约后已过十日，“经此十日来之观察，真相渐明。故其利害得失，亦不难分析判别而获得一正确之概念。”自订约以来，“苏联对我各种武器之接济，一切如常，均无异于往时。”15日莫洛托夫约见邵大使，19日潘友新来见我，都表示不会改变对华政策。故此约对于“我国方面至少在抗战之现阶段上，实无任何之影响”。且指出此约之订立，“其主动权在苏联，亦可谓为苏联对日计划之成功，其于敌寇，实有害无利”。后面这个说法，与中共所言是苏联外交胜利的说明，几近一致。蒋也对苏联此举损害中国利益之处委婉提出了批评：“其最足遗憾者，当然为苏联与我敌国承认所谓‘外蒙共和国’与‘满洲国’领土完整。”但强调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此区区一纸不法声明，岂能成为我收复主权之障碍。(《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20-227页)
 

　　远交近攻，争取美国加大对华援助

　　在苏联有可能背弃中国的情况下，争取美国扩大对华援助的必要性进一步增大。14日，蒋介石致电在美的宋子文，让其急询美方态度，希望能得到美方援华的切实承诺和保证，电称：“俄日中立友好条约，据日讯，其中有互认外蒙与满洲二伪国领土完整之条，此必属实无疑，以后俄对华外交方针自当更恶也。请急问美当局对华方针，如其果真援华，则望速提具体有效之整个计划与保证，以慰我人民怀疑之心理。”
 

　　15日，驻美大使胡适致电国内，报告14日曾探访美财长摩根索，摩根索表示，“自苏、日协定后，美国政府对中国之同情只有增浓，绝无减退。”并建议就此即与罗斯福总统一唔。15日午，胡适与宋子文同访罗斯福，罗斯福称，“苏、日协定并非全出意外。所不可知者，苏俄此后是否仍继续资助中国抗战。甚盼中国政府有确切消息见告。”宋子文向罗斯福表示，中国及远东之形势极其严峻，中国急需要得到美国切实的援助，希望罗斯福总统能于最近期中发表援华的具体方案。罗斯福允予考虑。谈话时间15分钟。当日下午，罗斯福在白宫对报界谈话时即声言：美政府援助被侵略国家之政策绝无变更，当然中国亦在其列，今晨与中国大使胡适及宋子文先生商洽援华详细办法。中国所需各项物资已加以分析考虑，现正在筹办中。十几分钟的谈话，作为战略家的罗斯福态度很明确，表态也颇高明：苏日签约，你们国民政府很着急，跑来求援，但签约不全在意外(潜台词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键一是看苏联是否继续援华(这才是实质性的)，二是与苏意识形态一致的中共此后的态度，政府可否将之拉过来，以壮大抗日力量。这实际上是除允予扩大援助之外，又给了蒋介石缓解这次危机的另两点提示，特别是后者，可能也意在提醒国民党人，不要因对苏不满而借机反共，影响对日作战的全局。
 

　　4月17日，美国决定以价值四千五百万美元之军用器材对华军援，此为美国对华军援之始。
 

　　下下之策，做联德和日之准备

　　除上述较为公开的一些应对外，国民党高层一度还有一种最机密、最不足为外人道的准备，即在事起之初情况不明、又十分愤激的情绪下，蒋介石可能也表示过、提过如下一种设想：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苏竟与日勾结、轴心集团实力大增(据苏联学者斯拉温斯基著《苏日中立条约》一书首次披露的苏联外交档案文件，斯大林认为，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是第一步，是进一步在“大问题”上合作，使“三国条约”变成“四国条约”，即用德意日苏联盟对付英美的一个步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英美又不肯对我提供一点像样的援助，也倒向德日一边！这种万不得已就“和日”的说法，在与蒋接近的人员中，可能不止一人听到，蒋侍从室的唐纵在同一天的日记中也有透露：“为日苏中立协约，我驻美大使胡适与宋子文氏往见美总统罗斯福。事后日方广播，谓我似以美国苟不大规模给予中国援助，则唯有驰向日华和平之途为理由逼迫罗斯福云。此虽推测，但近于实际。宋子良之赴美，即有传达此意之任务。”唐纵这个话的来历，是蒋有可能在私下议论时，愤愤而言：苏俄如此不顾信义，英国更是滑头，这次美国人如果再不给点像样的援助，大家都玩花样，我也与日本人讲和算了！
 

　　随着苏联作出解释、罗斯福态度明显积极后，蒋的态度有所缓和。同时，蒋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也更为自信，5月18日上午，蒋约程潜、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熊式辉、刘斐、徐永昌等谈话，“关于国际，蒋先生认为德必攻苏，日必南进，美必参战(坚决认定)。”徐永昌则认为，蒋说的三种情况，无论任何一项发生，皆于我有利，并判断“德只要在未和英前攻苏，美必参战，即等于苏联加入英美，久之必渐形成似第一次欧战之情形，是倭之南进北进皆成问题。”“特恐德不攻苏耳”(《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5月18日)。此时离苏德战争爆发还差一个月零四天。
 

　　总之，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经过短暂的愤激、混乱甚至动摇，国民政府作出了大体正确的研判与应对，力争将危机带来的破坏程度降到最小，引导局势朝有利于坚持抗战、有利于稳定民心士气的方向发展，既未使中苏关系恶化，又争得美国的扩大援助；并对国际局势的走向作出了较为准确的预测。作为在外交上处于劣势的弱国，面对突发的外交危机，基本上实现了化被动为主动的战略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