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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北大学生有权赶走老师 胡适险被扫地出门(2)

发布: 2012-07-10 09:11  | 来源:未知 | 编辑:4908.com | 查看:

       当然了,胡适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不能说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回国的留学生来说,若是一出马便失了前蹄,从马上栽下来,对日后事业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障碍。可贵处还在于,傅斯年从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没向胡适说过。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缅怀文章中提及此事,不无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听过胡适的课之后,傅斯年对胡适的治学方法很是景仰,从此之后,便疏远了黄侃等太炎门生,投奔到胡适麾下。不时趋访,请教学问,纵论时局。正是在胡适的家里,傅斯年结识了同在北大读书而不在一个系的罗家伦。在上引的文章中罗说:
 

       我和孟真是一九一七年在北京大学认识的……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解,却在胡适先生家里。那时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这时期还是适之先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后,而尚未正式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学革命主张作号召以前。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他一起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适之先生于北大校庆之夕,在南京国际联欢社聚餐时演讲,就公开有此谦词。)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顾颉刚等二三人说的。当时的真正国学大师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顾颉刚劝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否将胡适赶走,在其起始,确实算不得大事,但谁又能料到,后来会有这一连串的结果呢。小事中每每隐匿着大的历史事变的开端,可惜这样的见微知著,常是许多历史学家事后的聪明。
 

       胡适晚年也谈到了北大的新旧两派。在与胡颂平谈到清华出身的张荫麟时,胡颂平问:“倘使他不入清华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边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会有特殊的成就。”胡适说:“不,北大里边也有守旧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会跟我学。他是广东人,或是出于守旧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师友,造就当然不同了。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他们舅甥两人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后来还有马叙伦,马叙伦大概是陈介石的学生。”胡颂平又问:“傅斯年当初不是很守旧吗?”胡适笑着说:“是的,孟真是很守旧的。那时穿上大袍褂,拿着大葵扇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63页)
 

       还有一件小事,也颇能说明当年北大新旧两派之间的对峙与猜忌。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傅斯年和罗家伦响应新文化运动,办起《新潮》杂志,陈独秀对他们仍是心存疑虑。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
 

       《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单认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十二月,就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知堂回想录》第376页)
 

       傅斯年的转变,其意义在于,肇始了太炎门生在北京大学地位的衰落,开启了北大学术史上的一个新纪元,那就是留学英美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终将成为北京大学真正的主宰。而这批自由主义学者和太炎门生的抗争,也必然会越来越激烈,其中有学术理念的不同,也有政治见解的歧异,有私人间的意气用事,也有莫名其妙的人事纠纷。就大势而言,却是先进文化思想与传统文化思想的抗争。起初是学术的抵牾,后来便演变成思想认识的冲突,最终便是社会立场的异途。
 

       当然,两派明火执仗的对立与打斗,还在多年之后。历史老人正在精心地安排着一次大的事业,暂时需要他们同心合力来做,之后才会让他们分其道而扬其镳。
 

       这件大事,便是两派的鼎力合作,共同创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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