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乱终弃：陈独秀与小姨子的不伦恋(图)(4)

　　“那是他的姨太太吧？”

　　“他的姨太太，就是他的小姨子。”

　　“噢……”

　　不一会儿，马车在安庆城中北边的宣家花园一处别墅门前停下。这是都督府应陈独秀要求，事先给他安排的寓所。这里环境幽静，住的大都是有钱有势，或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家。陈独秀的寓所是一四合院，里面家具设施应有尽有，均是都督府人员按孙都督旨意而置办的。这里离位于南门的陈独秀家较远，他们夫妇俩独居这里，生活起居比较方便，少与家人接触，可以避免与家人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此，高君曼对此寓所十分满意。他们在这里，又共同开始了新的生活。

　　然而，事与愿违。陈独秀夫妇回到安庆的消息传到家中时，元配高晓岚大吵大闹，放声痛哭，又再三叮嘱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不准到宣家花园去看父亲陈独秀。躺在病榻上的陈独秀养父陈昔凡，怒不可遏地骂道：

　　“这孽子，翻生货，我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

　　陈独秀养母气虽气，但还是采取了中庸之道：

　　“家丑不可外扬，庆同回来就好，他当了都督府秘书长，也是陈家祖宗的荣光，还得顾及他的面子，也要给孙都督一点面子。事已到这个地步，大家还是忍着点吧！”

　　“你妇道人家，只知疼爱他，可我这个面子又住哪里搁，唉……”陈昔凡长长叹了口气。

　　怀孕在身的高君曼，腆着个肚子，低声向陈独秀哭诉着：

　　“本来就不是什么父子关系，脱离了也好。要不是看在孙都督的面子上，我即使死了也不会回来，更不想进那个家，谁看他们那冷落的脸！”

　　“君曼，你有孕在身，家里的事从长计议，能忍则忍，顺水推舟，日子长了，家里的气也会消的。”陈独秀有苦难言，只得好言安慰高君曼。

　　1912年元月初，充满革命活力的陈独秀，走马上任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奉都督孙毓筠之命，亲赴上海，与上海旅沪各界及华洋义赈会开展义赈活动，为去年6月间安徽遭受特大洪灾捐募义款。人们慕陈独秀之名，纷纷解囊相助，取得显著成效，对稳定安徽局势，解决灾民的生计以及修堤防洪，起了极大的作用，这显示出了他初登中国政治舞台的才华，甚得孙毓筠的赞赏。同时，他又大力推行行政改革。孙毓筠为少爷出身，又因吸食鸦片，不大管理政事，都督府的行政之事，大都由陈独秀说了算。但由于他急躁，想一朝一夕就把政治改革好，为此常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只听他一人发言。他的好友、管理文书的张啸岑多次好言相劝，生性刚烈的陈独秀哪里听得进去，他对张啸岑说：“不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弊，不反对任用官僚，不提高人民生活，和旧官僚又有何两样？”

　　孙毓筠对此也无可奈何，还不得不听。

　　是年，他与高君曼结合的产物——女儿陈子美出世了。次年，又生儿子陈哲民(鹤年)，这又给他们的小家庭带来了欢乐。然而好景不长。1913年，陈独秀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又被迫偕高君曼逃离安庆，后在芜湖被捕，险丢脑袋，遇救后潜逃上海。然而，大祸却殃及家门，遭到袁世凯爪牙倪嗣冲的查抄，并扬言抓他的儿子，要斩草除根。陈独秀在上海听说家中的不幸遭遇，愤怒异常，表示“恨不得肉食其人”。从此，陈独秀远走他乡，四海为家，再也没有回过安庆故土。

　　夫妻同坐班房

　　高君曼对陈独秀一片痴情，志同道合，历经艰险，柔情似水，从1910年同居、结婚，到1930年被遗弃的二十年间，她与陈独秀患难与共，颠沛流离，伴随他历经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反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杀，风雨同舟，经历许多风险，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在动荡不安中没有过过一天安宁日子，彻底打破了她想过教授夫人的那个温馨生活之梦，甚至还陪陈独秀坐过班房。

　　那是1921年10月4日，中国共产党创建不久发生的事情。

　　1921年7月，千钧霹雳一声巨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尽管陈独秀在广东省政府任教育委员长，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凭着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信誉和声望，他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不久，由于党的工作需要，他辞去广东职务，于9月悄悄回到上海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由于报纸上报道陈独秀回到上海的消息，很快引起早已欲擒陈独秀的法租界注意，派出密探四处侦查。

　　这天下午，陈独秀像往常一样，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住处楼上睡午觉。高君曼兴致勃勃正与来客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打牌，刚打了两圈，兴趣正浓，突然有人敲门。包惠僧闻之，忙放下牌去开门，闯进两三个“白相人”，大声嚷着：

　　“我们要见陈独秀先生！”

　　“陈先生不在家。”包惠僧答道。

　　“我们要买《新青年》。”

　　“这里不卖，大自鸣钟下有卖的。”包惠僧又答道。

　　这几个人边说边向房内走，指着堆在地上的《新青年》说：

　　“这儿不是有吗？”

　　陈独秀闻声起床，穿着拖鞋走下楼来，见来者不善，想从后门出去，但到后门一看，有人把守着，又回到前庭。顿时，高君曼和包惠僧等人紧张起来，尤其是高君曼心里忐忑不安，吓得脸色发白，但谁都没有说出陈独秀来。不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几个巡捕不问青红皂白，就把陈独秀与高君曼等在场五人全部抓走，押解到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并一一审问其姓名、职业以及与陈独秀的关系等。陈独秀自称王坦甫，未暴露身份，巡捕房无奈，让每人摁了指纹。不久，褚辅成(字惠生，北京众议院副院长、上海法学院院长)、邵力子也先后被守在陈宅的便衣密探抓到捕房。陈独秀见了褚辅成和邵力子，正要打手势叫他们不要声张，但褚辅成没有意会，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大声说道：

　　“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接到这儿来了！”

　　这一下，陈独秀的身份暴露无遗了，褚辅成悔之莫及，不禁叹息道：

　　“唉……”

　　褚辅成和邵力子，在弄清身份后就释放了。

　　高君曼与丈夫陈独秀等被投进牢房，她被关在单独的小号子里。10月秋夜，明月高挂，月光透过狭窄的透气窗射进牢房。睡在硬板床上的高君曼，不禁暗自吟诵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思绪万千，往日之事，如同电影一幕幕从眼前闪过。她想起了安庆，想起了父母，想起那天真烂漫的童年，想起那北京女子师范的学生生活，想起与陈独秀的结合，想起了那美丽的西子湖畔的幸福生活……她怎么也没想到，昔日的将门闺秀，今日却成了阶下囚。然而，当她想到丈夫陈独秀所从事的是正义而伟大的事业，亘古未有，既然冲破封建礼教与他结合在一起，就应与丈夫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在所不辞，陪丈夫坐牢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当她想到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时，不禁一阵心疼，悲从中来。若是夫妻同时判刑坐牢，这两个孩子又该怎么办呢……

　　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共产党首领及其党徒。公堂森严，令人毛骨悚然，未见过这阵势的高君曼甚是紧张、胆怯，然而三进牢房的陈独秀却是沉着冷静，应付裕如，化险为夷。当法庭认为高君曼和包惠僧等人为陈独秀的党徒时，陈独秀镇静自若地说道：

　　“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是我的太太。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均由我负责，与客人无关！”

　　法庭审问后，将高君曼无罪释放，而高君曼仍然十分焦急，担心着陈独秀与其他人的安全，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牢房……

　　高君曼出狱后，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我家里有马林的信件，如果被搜出可能要判七八年徒刑。我打算坐牢，但切不可说出真情，把一切责任推到我的身上。你们出去继续为党工作，不愿干的不必勉强，不过不要出卖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