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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公子袁克文:耽于风月场妻妾成群(3)

发布: 2013-06-13 08:48  | 来源:未知 | 编辑:4908.com | 查看:

  依着薛丽清的说法,她跟随袁克文,不过是一时高兴,想去袁府也即是薛丽清所谓的“宫中”去见识一下“宫中”高贵。谁知袁克文却是个生性恬淡的人,不思政事不问功名,终日只爱泛舟游园浅吟低唱,薛丽清觉得“毫无生趣,几令人闷死”。更要命的是,袁府规矩甚多,比如说有一天袁家家祭,府中上下,天未明就起床梳洗,“候驾行礼”,在青楼待惯了的薛丽清哪里早起过呢?这对酷爱自由不喜繁文缛礼的薛丽清来说,实在难能忍受。薛丽清还说,有一次她和袁克文一同泛舟,兴致来时赋诗两首,不知为何却招惹得袁克文大怒,几乎丢了性命。罢罢罢,真个是侯门深似海,看似风光其实凄凉得紧,不如一走了之,“宁可再做胡同先生,不愿再做皇帝家中人也”。
 

  薛丽清离开袁克文后,再回烟花巷,重树艳帜。她为袁克文留下了儿子袁家骝。
 

  袁世凯57岁寿辰时,府中少长男女,各照辈次分班拜跪。有个老妈子抱着3岁的袁家骝来合手叩头,袁世凯见这娃娃很可爱,就问,这是谁的孩子?老妈子说:“是二爷为您新添的孙少爷,恭喜贺喜!”袁世凯又问了,哪个是他的母亲?老妈子答道,他的母亲现居在府外,未得到允许,不敢前来拜见。袁世凯立即下令,请袁家骝的母亲来见。
 

  薛丽清生下袁家骝后就离开了,去哪儿找呢?
 

  后来,商议的结果是,让居在八大胡同之石头胡同的小桃红前来充数。彼时,袁克文正和小桃红交好。
 

  就这样,小桃红进了袁家,还未结婚就做了袁家骝的母亲。不过,小桃红在石头胡同的那些姐妹们,个个都羡慕小桃红好福气,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
 

  只是,小桃红也不是个能受拘束的,在袁府居住了三年多,和薛丽清一样,也离开了,更名为秀英,又名莺莺,去了天津重张艳帜。
 

  都说荣华富贵好,可就有人不慕富贵,只爱自由。
 

  小桃红和袁克文分手后,彼此都未忘情,袁克文1926年3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小桃红邀他一起看电影。他大为感慨:“昔梦已非,新欢又坠;漫言桃叶渡,春风依旧,人面谁家?”
 

  和袁克文相处最久的,是一个叫唐志君的女子。
 

  唐志君是浙江平湖人,写得一手好文章,曾在民国时期上海最著名的小报之一《晶报》上发表作品,有《陶疯子》、《白骨黄金》、《永寿室笔记》等。袁克文也曾写过许多诗篇送给唐志君,比如《平湖好》、《平湖灯影》、《平湖琐唱》等。
 

  二人在上海同居许多年。袁克文是个慵懒散淡的人,常常是从早到晚卧在床上,吸食鸦片,即使有客人来访,他也只是在床上欠欠身。他不动弹,唐志君就得前前后后忙碌,他的一切饮食都由唐志君悉心侍奉。
 

  再长久,到最后还是要分手。袁克文本就不是长情之人,去了天津后,他就把唐志君忘了,只和新欢缠绵。
 

  在袁克文的《寒云日记》中,他曾多次提到“琼姬”,也就是栖琼。栖琼也是个风月女子,温婉多姿,善解人意,一时深得袁克文宠爱。日久生倦,袁克文准备撒手,袁克文的结发妻刘梅真却出面了,她对栖琼喜爱无比,从自己的私房钱里取了三千大洋为栖琼赎身,接回袁府,她常常要栖琼陪她一起外出观看电影。
 

  还有眉云、朱月真、小桂红、圣婉等等,都曾和袁克文共度许多良辰美景,之后湮没在红尘中,所能留下的故事极为稀少。
 

  生在天堂,能入地狱

  袁克文虽然风流成性,但他是个性情中人。风流却不放荡,不随便去接近歌伎,对朋友的妻妾女眷更是非常严谨端肃。即使是去青楼吃花酒,他也是彬彬有礼,如同是去寻找红颜知己,从无轻薄之态。他与新欢旧爱,吟咏风月,记游,怀想,诗词往来不断。
 

  每一个袁克文爱过的女人,只要她们愿意,就可以从他那儿取走自己想要的,即使再离去,他也只是淡淡一笑。谁要来便来,谁要去且去,他日若再相逢,仍可执手欢笑。
 

  这真是一种难得的修养,可谓是地道的才子襟怀。难怪后人多将他和北宋词人柳永相比拟。
 

  袁克文并不仅仅是个爱吃花酒的风流子,若只是个风流子,哪还有谁记住他的名字,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起他?袁世凯那么多子女,能为人熟知的,少之又少。袁克文为后人津津乐道,得益于他的博才广艺。
 

  他精通书学画艺,诗词歌赋无一不精,琴棋书画俱是行家;年方二十已形成自家书法风格,篆隶真草诸体,无不精通,字体清俊超逸,毫无匠气,既有云霞意气,又抱泉石襟怀,不同凡响。无论去了哪儿,倘若囊中羞涩,便挂笔单,煮字疗饥。一方面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字的确到了火候,所以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是有人找他求字。
 

  当然,他也有卖字卖不动的时候,这时他就登报减价。有一次大减价后,一日书联四十副,一夜之间就卖光了。不过他是尝过富贵浮云滋味的过来人,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他手上有十块钱,他就不肯再写。有人见过他躺在烟铺上提着笔悬肘写对联和扇面。他曾给“狗肉将军”张宗昌写一个极大的中堂,那张大纸又宽又长,实在不好伺候,他干脆就把纸铺在弄堂外面,脱去了鞋,提着个最大号的抓笔站在纸上写。
 

  他爱收藏,凡他喜欢的,不惜一掷千金,志在必得。他爱藏画,1912年以高价购得宋人王诜《蜀道寒云图》,并题诗以记。“故国江湖秋更老,倦游身世梦更残”一句,显然是把自己的身世、心境都融入了画中。他还藏有唐人的《洛神赋》、宋人的《风尘三侠图》。
 

  袁克文尤喜藏书,以宋版书为最。当时琉璃厂的古董商不惜为其四处奔走,八方张罗,甚而挖地三尺,得善本二百余种。这些宋版善本雕镂不苟,校阅无讹,且都出自名书家之手。在被袁世凯软禁的岁月,袁克文终日与这些典藏为伴,摩挲其间,研读不辍,还在书上钤上“上第二子”印,乐此不疲。
 

  在古玩杂件中,袁克文以集泉(注:“泉”古音与“钱”通。因货币如泉水一样流通不息,遂有人又将“钱”称“泉”。后世文人更因“泉”较“钱”字风雅淡泊,尤喜称“钱”为“泉”)为乐。他是拓泉高手,把稀有的古泉上的铭文拓下,1929年独居津门时常以此为乐,弄得满身墨污。某日,袁克文从董康经处淘得一枚银质元承华普庆泉,喜不自胜,回家忘了从袋中取出,让洗衣妇窃去。他出200元请她归还,不得。若干年后,在摊上发现,又不吝腰包买下。为庆失而复得之喜,回家特置一桌酒席,邀一班朋友同乐。袁克文亦藏古玉、印章、外币,他收有70多个国家的稀币,还精拓200余精品装成两部,一留存,一贻友。
 

  集邮也是袁克文钟情之事,那是他寓居沪上受集邮大王周今觉影响。由于他出手阔绰,所获精品自多,所列《集邮珍品目》让人看了掉眼珠子。为了集邮,这个“皇二子”竟也干起鸡鸣狗盗的勾当,“挪用公款”——1927年张宗昌给他三万银元到上海办报,他居然用这笔巨款在沪上搜购珍邮。袁克文一张口,沪上邮品价格疯涨。张宗昌得知后要捉拿他问罪,袁克文逃之夭夭。
 

  袁克文的收藏带有研究性质。他喜集牌,写《雀谱》;他喜集邮,写《说邮》、《邮话》;他集钱币,写有《钱简》、《古逸币志》、《货腋》和《还泉记》等。他的弟子俞逸芬说他“搜罗之广博,考证之精审,皆足自成一系统”。不过这些于他都是身外之物。这些藏品袁克文或一时兴起送友人,或落魄时押当铺、典银行。得来颇费工夫,散去如付流水。
 

  这样的一个人,要人怎么说他呢?至少,谁都不能说,他仅是个耽于风月场的好色的风流子。当人对他认识越深,爱他越深。
 

  1931年3月22日,袁克文告别人间。《北洋画报》当日即为其发了讣告:寒云主人潇洒风流,驰骋当世。尤工词章书法,得其寸楮者,视若供壁。好交游,朋友满天下,亦本所老友之一。体素健,初不多病。而竟以急症于22日晚病故津寓。从此艺林名宿,又少一人,弥足悼已!
 

  其师方地山大为悲恸,送挽联数副,其一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无可奈何唯有死;生在天堂,能入地狱,为三太息欲无言。”所谓“糊涂”,大概是指袁克文“猝死”。他患猩红热,发高烧,经治疗大有好转,可未等痊愈,便到长期包住的国民饭店,找相好喝花酒,结果命丧九泉。
 

  家人翻箱倒柜,最后才在袁克文书桌上的笔筒里找出了二十元钱,那是他身后留下的所有遗产。
 

  不过,最后他的丧事还算得上风风光光。丧事是青帮包办,轰动一时:吊丧的徒子徒孙不下4000人,灵堂里挽联挽诗,层层叠叠,多到无法悬挂。北京广济寺的和尚、雍和宫的喇嘛、青帮的徒弟,从他的住处直到他的墓地间,在沿途搭了很多的祭棚,天津的僧俗各界也来了不少。
 

  出殡那天,最突出的景致,还是那些系着白头绳、面容姣好、来路不明的女性。谁知道她们都是谁呢?知道的人已经长睡不醒。他若在云端看见,会否又是淡然一笑?
 

  袁克文的好友张伯驹的挽联这样写:“天涯落拓,故国荒凉,有酒且高歌,谁怜旧日王孙,新亭涕泪;芳草凄迷,斜阳暗淡,逢春复伤逝,忍对无边风月,如此江山。”
 

  纵观袁克文的一生,无论政治斗争如何你倾我轧,概与其无关。他照样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照样填词、吟诗、作乐。他的红颜知己到底有多少,后人谁也说不清楚。从他长大成人到辞别人世,他的桃色绯闻比他的诗卷还要丰富。
 

  才子佳人、墨香情暖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雅梦。然而几人能做得?而袁克文既能洞明世事,又能够怡然地踏破红尘,在烦嚣的闹市、险恶的世路里,为自己的心灵辟出一方净土,既有精微的贵族情致,又不致出尘超凡;既能狗苟蝇营,也能从从容容。
 

  于是,人们在袁氏大家族里,看到的是一个新的、与众不同的风流公子形象。这就是袁克文。他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划出一道略显颓唐的美学弧线,将自己永久地定格于民国昏黄的时空。

 

  附:袁克文简介

  袁克文(1890—1931),字豹岑,别署寒云、抱存。袁世凯的次子,“民国四公子”之一,京剧、昆曲票友。袁克文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画,喜好诗词歌赋,还极喜收藏书画、古玩等。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生活放浪不羁,妻妾成群,触怒其父,逃往上海,加入青帮,并在上海、天津等地开香堂广收门徒。1931年3月22日病逝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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